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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长中解决养老问题——2019中挪社会政策论坛专家观点综述(总第1234期)

  时间:2019-05-15

  总第1234期

  2019年4月9日

在增长中解决养老问题

——2019中挪社会政策论坛专家观点综述

  2019年3月30-31日,由www.505071.com_澳门银河在线娱乐_澳门银河在线官方网址与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019中挪社会政策论坛”在海口召开。本次论坛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为主题,围绕老龄化社会的中国面临的“增长与养老”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来自国家相关部委、15个地方省市自治区的研究机构、企业家代表,以及挪威、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劳工组织驻华代表处的专家学者共30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现就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如何实现增长与养老平衡,将专家观点综述如下:

  一、老龄化社会的中国面临“既要增长又要养老”的双重战略任务

  专家认为,中国走向老龄化社会,具有速度快、规模大、不平衡的突出特点。“既要增长又要养老”的结构性矛盾,成为中国转型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

  1. 老龄化带来经济增长的挑战。www.505071.com_澳门银河在线娱乐_澳门银河在线官方网址院长迟福林指出,中国面临着增长与养老的结构性矛盾。中国老龄化不仅规模史无前例,而且老龄化阶段与发展阶段错位程度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在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2%左右时,中国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金(以2010年不变美金计算);在这一老龄化水平时,德国、美国和日本的人均GDP分达到为1.8万美金、2.9万美金和3.8万美金。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指出,中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超前于工业化,也超前于城市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郑京平指出,老龄化社会根本矛盾是“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这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姜春力认为,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改变消费行为、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创新能力、金融资产结构,由此影响经济增长。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洪腾指出,人口老龄化是全球共同问题,尤其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速度比发达国家还要快得多。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解决老龄化问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2. 老龄化带来社会保障可持续性的挑战。中银国际研究有限企业董事长曹远征指出,从资产负债表的流量和存量两个角度测算,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最大挑战是社会保障压力,时间节点在2035年左右。中国需要高度关注如何以经济发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冲击。迟福林提出,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老龄化进程加速交织并行的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空间与灵活性受到双向挤压。中国财政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面临着推进减税降费与扩大涉老支出的两难选择。姜春力认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支出大幅上升将加大财政负担。无论是压缩其他支出还是增加相关税收,都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挪威工作福利局顾问毕恩史达特指出,挪威2011年推动养老金改革,以解决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增多、养老金水平不断上升、老年人工作激励不足的矛盾,使养老金体系更有持续性。挪威统计局研究员拉克鲁德指出,挪威面临老龄化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的双重挑战,1996-2007年挪威劳动生产率只提高了12%。

  3.老龄化给中国经济带来新机遇。迟福林指出,人口老龄化带来服务型消费全面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保守估计,到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消费规模将达到18万亿元人民币,到2050年达到6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维刚指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老年消费市场和老年服务业的社会需求迅速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指出,“银发经济”带来了新的消费人群,激活了新的消费领域。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局长柯凯琳指出,老龄化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设计正确的政策,就可以应对挑战,同时创造机会。

  4. 近14亿人的大国“既要增长又要养老”,需要综合性、全面性地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问部党组书记、部长蔡武认为,应对老龄化问题,涉及利益格局调整,涉及社会结构、制度体制、政策体系等一系列重大调整,要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指出,老龄化是一把双刃剑,要利用有利的一面促进发展,不利的一面尽量的转化和减少负能量,也就是“因势利导、兴利却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老龄化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既不是“灾难”,也不是“福音”,是一个客观趋势,要用“中性论”的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洪腾指出,把老龄化转危为机,要在危机出现之前采取综合性策略,包括对劳动力市场等进行改革和调整。

  二、经济转型与老龄化双重趋势叠加下重在以增长解决养老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实现增长与养老的统筹兼顾,需要解决好增长与养老的制度安排,重点推进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结构性改革。

  1.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重点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迟福林指出,通过倾斜性区域发展政策(人口、就业及税收政策)加快中西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可以积极吸引劳动力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回流和转移,分散人口老龄化风险;以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可以释放农村老年人口消费潜力。曹远征提出,解决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重点是推进教育和医疗的改革。郑京平指出,化解老龄化社会的根本矛盾,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改善管理、增强劳动者学习与培训等措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通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高使用效率,提高产出率。

  2.加快以弹性退休为重点的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认为,在老龄化背景下,就业总体来看压力减轻,但是结构调整的压力很大。稳就业仍然是中国经济头等重要问题。迟福林指出,可以考虑改革现行退休制度,推行弹性的灵活退休政策,以推迟劳动力缺口出现的时间和缓解养老金体系支付压力。田雪原指出,要继续推行就业优先方针,把衰减人口红利的正能量释放出来;劳动力要以数量换质量,基础是提升体能健康素质;提升智能科教素质。深化教育、科技体制机制改革。郑京平指出,需要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尽量拉长劳动力正规就业年限;鼓励终身非正规就业,终身参加创造财富的劳动。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研究出台并稳妥实施延迟退休制度需要合理选择率先延退对象,比如白领人员、技能人才等;合理设定延退条件;同时用“延领”(延迟领取养老金)取代“延退”。上海市老年学会会长左学金提出推进“积极老龄化”的建议,以充分利用老年人的人力资源,鼓励老年人继续从事各类劳动,采取配套措施,逐步延迟退休。挪威Fafo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海尔森指出,挪威把退休选择权交给劳动者,通过“工作时间更长,退休后养老金更高”的激励制度,让劳动者愿意工作更长时间。柯凯琳认为,要创建有利于老年人的工作环境,敬重老年人价值而不是把他们视为负担;通过合理安排改变青年人和老年人在就业上相互排斥的观念和格局,实现代际共赢。

  3.加快以自主生育为重点的人口政策调整。迟福林建议,尽快调整生育政策,加快建立生育家庭税收减免等长效激励制度,促进生育率的明显提高。苏海南认为,应在摸清底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出台鼓励生育的扶助和保障政策,提供系统周全的法规政策及制度保障,解除多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左学金建议,尽快取消对家庭生育数量控制,让计划生育回归“家庭计划”,切实解决养育子女的实际困难。

  4.把着力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为增长与养老的突破。迟福林建议,要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争取到2020年使农民工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形成一支稳定、高效的产业工人队伍。曹远征认为,建立一套与增长相关的养老激励体系,核心是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可以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把父母接到城市,降低包括家庭照护在内的生活成本,减轻社保压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实行院长李实指出,在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不断下降的同时,老年相对贫困的问题日渐突出。要建立家庭养老的激励机制,特别是让农民工在城市有养老的能力,能够把父母从农村接出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盛毅指出,要推进人口流动管理体制改革,按常住人口配置公共服务资源,降低流动人口及家属迁徙成本,以此改善人口老龄化地区和城乡不平衡的状况。

  5.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趋势,加快以养老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政策调整。迟福林建议,一是进一步打破养老服务相关的市场壁垒;二是在养老和医疗领域尽快引入国际先进标准。争取未来2年把药品进口增值税税率降至6%左右;在急需药品重要原料实施零关税的基础上,对癌症诊断和治疗的进口设备尽快实行零关税;三是深化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党俊武指出,要制定应对老龄社会的产业战略,包括老龄金融产业战略、老龄制造战略、老龄服务产业战略、老龄宜居产业战略和老龄科技产业战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指出,在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上,重点解决结构上高中低端的政策不匹配。建议对中低端养老服务提供更大力度的财政支撑;财税政策上对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一视同仁。

  三、推进“既促增长又利养老”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与会专家认为,在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需要着眼于老龄化的趋势,加快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相关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建立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制度安排。

  1.尽快提高国有资产补充社保的比重。曹远征指出,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国有资本改革基本逻辑。社会保障现金流量短期尽管是平衡的,但是持续能力面临挑战。弥补这个缺口,划拨国有资产成为必然选择。按照2012年国企市值,2030年国有资本80%应该进入社保。

  2. 改革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迟福林建议,在强化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金制度的同时,尽快建立和完善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补充养老制度和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储蓄养老金制度,以此降低第一支柱与公共财政的压力。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证券基金业协会养老金专业委员会首席顾问王忠民建议,把第一支柱中的8%的个人账户单列出来,做成真正的个人账户;同时对这个账户给予免税和投资收益税收递延的优惠。曹远征认为,中国应对老龄化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要推进个人账户名义化,尽快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体系,综合考虑抚养程度、抚养水平。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提出,对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带有自愿性质的第二支柱,需要有配套改革; 对第三支柱,要考虑如何在橄榄型而不是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结构下推进。左学金建议,将现有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升级为税收型而非缴费型养老金或“零支柱”养老金,将受益水平升高到农村贫困线以上,如人均GDP的6%左右。

  3. 加快推进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宋晓梧认为,应尽快实现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基数、统一征收机构、统一划拨国有资本偿还隐性债务。田雪原认为,深化城乡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城镇尽快推进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乡村要完善新农保体制机制,提高养老金标准;建立和完善养老金协同增长机制,免征老龄消费税以鼓励老龄消费。贾康指出,2018年中央决定把基本养老缴费征管权统归税务部门,要乘势推进基本养老金全国统筹。

  4.加快提高长期护理保险覆盖率。迟福林建议,中国已经开展了长期护理保险的试点,下一步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加快提高长期护理保险的覆盖率。左学金建议,需要研究长期护理保险涉及的重大问题,包括是缴费型还是税收型、如何确定个人付费比例或者税率水平、是否将家庭成员提供服务纳入长期护理保险体系等。

  四、关键在于形成政府、社会和企业的合力

  与会专家认为, 近14亿人的大国既要增长又要养老,离不开多方的共同参与。这就需要在政府“建制度、保基础、严监管”的同时,调动多方积极性,有效发挥社会与企业作用。

  蔡武指出,要调整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关系,创新政策体系,以形成新的动能。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培育、发展兼具公益性和商业性的社会企业;鼓励和保障社会机制、市场机制在增进老龄产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迟福林指出,一是要充分调动社区积极性,发挥社区在应对老龄化挑战和释放消费需求中的支柱作用;二是要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发挥企业在应对老龄化挑战中的重要作用;三是要突出中国养生养老学问传承,形成养生养老传统与养生养老服务技术创新的强大合力。党俊武认为,应对老龄社会的道路,要在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的同时,发挥好每一个人的作用。老龄社会的风险再大,分散开就容易有效应对。郑京平指出, 要动员全社会各方力量,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养老服务。将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成果运用于养老助老行业产生的创新服务模式。倪红日指出,要通过共建等方式引入民间资本,解决政府养老服务资金不足的问题。

  (匡贤明、钟尹曼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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